需要强调的是，在信息经济学的视角下，对于平台经济中互联网企业的反垄断审查应采用“响应式”的监管方式，即只有在监管部门掌握了充分的信息(可见应用信息经济学的重要性)认定平台企业存在损害市场公平竞争的行为，并通过经济分析证明这种行为明显损害社会利益的情况下，相关监管机构才应选择介入，并对涉事企业加以处罚或限制。很显然，信息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引导我们走向这样的思考方式，这种“响应式”的反垄断监管是基于企业行为，而非基于企业规模；并且，对于企业是否存在垄断行为的判定，应主要考虑“合理原则(RuleofReason)”，而非“本身违法原则(PerSeRule)”。

　　这三类问题可以经由“协同治理”来提升市场效率，经由“刚性规制”来保护消费者信息安全，经由“反垄断”来促进公平竞争，监管的方向不必一定从严或一定从宽，只要处理好这三类问题，就能够建立起一个有效的监管体系。我们在《如何把握平台经济“常态化监管”的重点？》(承泽观察：平台经济40评之二十九)一文中把“常态化监管”的三种实施途径，以及中国已公布途径的相关监管政策与法律法规一一列举出来，可以看到中国对平台经济的“常态化监管”已经逐渐形成了一套日益完备的监管体系，我们同时可以利用这个框架来察觉并推动未来可以加强的监管方向。

　　针对平台企业的崛起以及如何制定反垄断政策的看法在思想界仍然存在相当的分歧。在政策与学术讨论中，有一派强调大企业正在扼杀创新，侵占中小企业的利益，侵犯消费者隐私，因而需要对大企业实施严厉的反垄断监管。其代表人物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法学教授吴修铭(TimWu)，他也是现任美国国家经济委员会(NEC)的六名委员之一，出了一本名为《巨头的诅咒》的著作；另一派则认为大企业是效率提升、产业创新以及增进国际竞争力的主要引擎，因此在政策上需要对大企业采用更为宽容的态度，让自由市场主导企业的发展。其代表人物是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国家创新与竞争力战略咨询委员会”顾问罗伯特·阿特金森(RobertD. Atkinson)以及IBM前全球CEO兼董事长彭明盛(MichaelLind)，他们合著了一本书，名称是《规模：企业创新、生产率和国际竞争》。从两本书的书名就可以看出这两派思想在观点上是完全针锋相对的。

　　【承泽观察·平台经济40评之三十三】杨明：算法推荐与平台责任

　　作者 巫和懋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

　　在已经获得信息优势的情况下，平台企业在丰富数据的基础上，能够利用先进的数字技术更好地挖掘这些数据资源背后的信息价值，从而更加强化了平台企业相对于消费者、平台内经营者、政府监管机构的信息优势。需要强调的是，平台企业所拥有的信息优势实际上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平台企业有可能利用这一优势侵害消费者与平台内经营者的经济利益；但另一方面，如果平台企业拥有足够的自律动机或受到合理务实的监管，那么这种信息优势反而可以通过赋能平台企业进而实现更佳的平台治理与监管效果。因此，我们要提出的第三个特征是平台企业的信息优势：平台经济反垄断在监管规则的设计与实施上需要考虑的重要问题是，如何权衡平台企业信息优势这把“双刃剑”所产生的利与弊，要设法取其利而避其弊。总而言之，我们认为必须充分理解平台经济所具有的信息特征，这样才能帮助我们把握实施平台经济反垄断监管措施所面对的市场环境，进而设计出合理、务实的监管政策。

　　首先，利用信息经济学我们可以认识到平台经济是克服了信息不对称后发展起来的一种市场经济，但是信息不对称在相当程度上仍然存在，而且平台企业经常掌握了信息优势。信息经济学一个诺贝尔奖级的重要结果说明了信息的不对称经常阻碍市场的发展，从交易前的逆向选择(柠檬市场、劣币驱逐良币)到交易后可能发生的道德风险(收到钱不发货、收到货不付钱)都可能造成市场失灵，伤害厂商与消费者的福祉。想要克服这些信息不对称必须付出相当高昂的交易成本(例如：规范厂商提供产品的质量证明，建立第三方支付机制解决道德风险，等等)。在交易量较小的环境下，因为收益不足以覆盖成本，市场经常不能发展起来，导致厂商与消费者潜在福利的重大损失。互联网的兴起为走出这一困境提供了一条新的出路。平台企业联结各家厂商与消费大众，利用互联网带来的网络效应与双边市场，在越过某一交易规模的阈值后，规模经济所带来收益的提升足以支付用以克服信息不对称所造成的交易成本。此时，平台企业便愿意花费资源处理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让交易走上正轨，在线市场才得以发展起来。

文章来源：《经济经纬》 网址: http://www.jjjwzz.cn/zonghexinwen/2022/0914/136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