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较于美国，欧盟近期出台了《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数字服务法(DSA)》和《数字市场法(DMA)》等法案，并且已经通过立法程序。欧盟的监管理念更加倾向于认为需要在国家层面制定必要的政策措施，以保证经济尽量在趋近于充分竞争状态下运行，并且由于欧盟本身并不拥有大规模的平台企业，即使制定了相对严厉的监管措施，也不必承担由此带来的规制成本，甚至可能帮助欧盟本土平台企业的发展。

　　对于中国未来监管政策的走向，大家关注的焦点是：中国对平台经济监管的方向究竟应该从严还是从宽？这样激荡的思潮在任何面对平台企业兴起的国家都会应运而生。中国从2021年开始针对平台经济的“强监管”到2022年提出的“常态化监管”，对平台经济反垄断的政策与学术讨论也经历了这两种思潮的冲击。我们认为，应该从信息经济学的角度对不同市场环境进行具体且务实的分析，再对反垄断政策的设计与实施加以评估，不作一刀切式的概括性判定，尤其需要注重平台企业信息优势所产生的利弊之间的权衡取舍，要设法取其利而避其弊。

　　中新经纬9月13日电 题：如何从信息经济学角度思考对平台经济实施监管？

　　刘航 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互联网经济研究院研究员

　　【承泽观察·平台经济40评之三十二】余昌华：数据经济如何促进经济增长？

　　四、结语

　　三、如何构建一个针对平台经济具有理论基础的监管体系？

　　利用信息经济学，我们可以梳理出平台监管所需解决的三类问题。

　　相对于欧美目前在平台经济领域的监管思潮与实务，中国已经走出了自己独特的道路，而且立法和司法的效率比欧美更高。

　　简单而言，信息经济学探讨的是当不同的经济主体存在信息不对称(某些经济主体比其他主体拥有更多的信息，这一现象在平台经济中普遍存在，即平台企业拥有显著的信息优势)的情况下，这些经济主体之间的策略互动会产生怎样的结果？是否会造成社会福利的损失？以及，如果出现福利损失，政府部门应如何通过制定相关政策降低信息不对称所造成的不良影响？我们分析的重点在于理解政府部门利用“反垄断”工具监管平台企业各种“垄断行为”背后的经济学逻辑，所以需要利用信息经济学作为我们分析判断的理论基础。

　　导语：平台经济的迅速崛起使得政策界愈发关注由此产生的诸多问题。本文尝试从信息经济学的视角审视对平台经济的反垄断监管。平台经济的发展必然伴随着信息不对称与规模经济，因此我们需要利用信息经济学对不同市场情况进行具体务实的分析，再对反垄断政策的设计与实施加以评估，不必然从严也不必然从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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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类问题是平台企业可能利用交易中取得的消费者信息去谋取商业利益，因为相对于平台企业，消费者处于弱势地位，因而需要政府介入来保护消费者信息与隐私，这方面应以“刚性规制”来进行监管，这是一种限制平台信息优势的负面影响(避其弊)而采取的较为严格的治理途径。

　　一、为什么需要从信息经济学视角思考平台经济的反垄断监管措施？

　　相较于欧美，中国在过去两年内已经完成了多项平台经济领域监管法律法规的立法工作，“常态化监管”体系也日益完备。我们认为，以信息经济学的角度思考针对平台经济的监管政策与措施，不但具备坚实的理论基础，也不会受到流行思潮的束缚。依据具体且务实的经济分析，针对不同市场环境设计相应的监管措施，不必然一定从严也不必然一定从宽，就能有助于推出符合中国国情并且合理的各类平台经济监管措施。(中新经纬APP)

　　从理论上讲，第三类问题源于平台企业的强势发展，因为平台企业具有市场支配力量与信息优势，有可能与相关厂商联合起来损害消费者福利，或者压榨相关厂商攫取不当利润，进而阻碍厂商创新，针对这类问题政府应该适当执行“反垄断”措施，以促进公平竞争，因为必须面对平台企业的信息优势，应当根据市场环境而采用宽严适宜和务实的治理途径。

　　二、如何理解平台经济所具有的信息特征？